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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史可法提完意见后，其他大多数阁臣都没什么可说的，一旁的张煌言倒是一直在动脑子，很快又指出了一个漏洞：

    “如此说来，按照新法，将来田赋就是按照如今的法子，按实际拥有田亩的面积征收，缴了田赋的人就不再缴纳人头税。而工籍之人就只是按照人头数缴税？

    那如此一来，工籍之人如果生意做得极大，盈利颇丰，难道他自己也只缴纳一份人头税？相比之下，农籍之人，若是只有两三亩田地，所承担的田赋其实是不高的，丁税取消之后，这部分人的负担将极大降低，

    以后会不会有大量百姓，就名下只留两三亩田，然后仗着有登记田产，便能保住农籍，享受只纳粮不缴税的好处？事实上，却是种完这两三亩地后，空闲出来的时间去城里打工，以务工所得为主要衣食来源、只为避税？”

    张煌言说这番话，是因为他已经看出，当工业税按人头、农业税按土地面积时，对于缴纳工业税的人而言，做得越大，实际上缴纳的比例越少。而农业税则反之，是拥有土地越少，经营范围越小，负担越小。

    这两边的两个极端，很有必要堵上，否则天下将汹汹都是投机客，到处是大资本家或者象征性的小自耕农，在两个极端避税。

    朱树人听后，也肯定了张煌言的担心，表示他问得非常好。

    “此老成谋国之问也，但也不是没办法堵住，要堵住工商业者稍留几亩田地、伪装农籍避税，就要给农籍制定一个田赋的最低标准。

    愚以为，按每丁男丁女为一户，最多加两个次丁男，拥有水田十亩，或旱田下田二十亩者，核定为最低农籍限额。实际有田不足此数者，也要按这个面积缴纳田赋粮，实际有田超过此数者，则按实际有田面积缴纳田赋粮。

    如果一户人家拥有的田面积小于此数，则其耕作劳力肯定不饱和，还会有余力干别的，或是帮田多者佃种，或是农闲进城务工。这部分剩余劳力，该纳税的部分也不能逃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要防止从事工商者、做得越大税负反而相对越低，那就要从多个角度核算工商税基。比如此前朝廷用过的‘按织机数量收绢税’的法子，肯定要沿用。

    只是其他各行各业的机器，目前还无法核定，但朝廷会出具一个清单，对于容易核查的予以核查，以及按照其生产性质、如果同行都用机器，那么就要对他按照理论上的机器数下限征税。

    另外，存在雇工的工商业者，朝廷还可以便利地统一征税——凡雇人务工者，必须到官府登记，将雇佣关系附在雇工户籍之后。

    用工不登记的雇主，被朝廷查到，就严罚雇主！受雇之人出首揭发者，双倍奖励受雇之人。

    从此，该雇工的工商丁税，就由雇主直接缴纳。以后凡是我大明百姓，有在官府那儿备桉的雇佣信息的，他本人就不用直接缴税了，朝廷的征税成本也会大大降低，

    不会再跟从前征丁税那样，要跟万民一个个打交道。以后官府就只盯着辖区内那一小群工坊主，全国大部分的人头税都要工坊主代缴。剩下的小部分，才是直接对个体户征税。”

    这个办法，朱树人是很容易想到的。

    一旦有近代工业化的趋势，怎么收人头税最方便？当然不能再跟封建时代农业自然经济时代那样，跟小老百姓一个个打交道了，直接找老板代扣代缴，一个现代人很容易就想到。

    只有自由职业者，小型个体户会比较麻烦，还要专门一户户收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户曹需要的税吏人数都会大大减少。

    当然，为了鼓励简化行政，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的人头税，肯定要比打工人稍微高一点，这样才能激励百姓去扩大生产规模，集中打工。

    而个体户毕竟是小老板性质，他们本来就比打工人赚得多，多缴也是应该的。问他们收钱朝廷付出的税吏人力成本也高，他们相当于要承担一部分税务系统工作人员的工资。

    大明几百年来，被人头税的征税成本闹得苦不堪言，效率极低，收上来那点人头钱，相当一部分都是征收人员本身的开销，内耗太严重了。

    现在朱树人仗着工业化的趋势，直接把人头税的征税成本起码砍掉了何止八成，只在人口户籍登记时多费点事，要多记录一下这个人的雇主是谁。麻烦过一次后，将来每年收钱就省力了。

    对于企业主来说，这么干倒是有点成本，因为以后都得弄一个负责报税的会计，未必是全职，但至少每座工坊的账房得多点工作量，数学要好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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