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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莫高窟第303窟隋朝

    雕塑

    隋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四菩萨组合。个别洞窟还有二力士、四天王。出现了一佛二菩萨为一组的立像，或三组鼎足而立的九身立像。此时塑像面型方圆，体形健壮，较为写实，腿部一般较短。唐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加二力士组合，此外有七佛像、供养菩萨像和高僧像等。例如，莫高窟第45窟的塑像塑于正壁龛内，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像。佛像庄严，弟子谦恭，菩萨窈窕，天王雄健，整组造像丰满圆润，形象逼真，是莫高窟盛唐时期雕塑的杰出代表。第96窟的“北大像”高35.5米（2002年敦煌研究院数据），第130窟的“南大像”高26米。第148窟主尊涅槃像长约15米，像后有72身弟子，各呈悲容，神态不一，是莫高窟最大的一组彩塑群像。[2]

    莫高窟第0320窟主室西壁盛唐

    壁画

    隋唐时期的壁画题材丰富，场面宏伟，色彩瑰丽。人物造型、敷彩晕染和线描技艺达到空前水平。隋代壁画正值北朝向唐代过渡阶段，除沿用原有的一些题材外，新出现经变画。画面一般较小，内容也较简单。[2]

    唐代壁画的主要题材是多种经变画，前后期在题材和布局上有所不同。前期有观无量寿经变、阿弥陀经变、东方药师经变、弥勒经变、维摩诘经变、法华经变等，一般是每壁一幅经变，同一窟内题材种类不多。例如，莫高窟第220窟的《药师经变画》，其中乐队部分由十多人组成，他们手持各种乐器，作吹、拨、弹、奏状，是唐代乐舞兴盛的真实写照。此时净土内容的经变画占很大比重，反映出往生净土思想在世俗信徒中具有广泛影响。后期经变种类繁多，多种经变汇于一窟，新出现金刚经变、华严经变、思益梵天请问经变、密严经变、楞伽经变、报父母恩重经变、劳度叉斗圣变等，这是唐代佛教宗派林立，各有所崇的写照。此外，还有与经变画相配合的屏风画、佛教感应故事画、瑞像图、密宗题材画和历史人物画等。

    共2张

    第220窟

    此时供养人像形体较大，多占据甬道两壁或窟内显著位置，如唐后期第156窟的《张议潮统军出行图》和《宋国夫人出行图》。这两幅画表现了晚唐时期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和夫人出行的场面，在横幅长卷式壁画上，仪仗、音乐、舞蹈、随从护卫等人物分段布满画面，组成浩浩荡荡的出行行列，开创了莫高窟在佛窟内绘制为个人歌功颂德壁画的先例。经过隋代的探索，唐代的壁画艺术已臻于娴熟精湛。唐前期人物丰润，肌胜于骨，色彩富丽，线描采用自由豪放的兰叶描，具有雄浑健康、生机勃勃的气派。吐蕃时期壁画色彩明快清雅，线描精细柔丽，人物性格刻画细腻，构图严密紧凑，形成细密精致柔丽的风格。至晚唐壁画出现公式化趋向，已缺乏意境和情趣。[2]

    五代至宋

    建筑

    窟形主要为中心佛坛窟，佛坛后部有连至窟顶的背屏。窟顶为覆斗形，下端四角处凿出圆拱形凹面，画四大天王像。在莫高窟下层大窟的窟前曾建有木构殿堂建筑，构成前殿后窟的格局。现存的4座宋初木构窟檐较多地保留唐代风格，是研究唐宋建筑的重要资料。[2]

    雕塑

    这一时期的彩塑遭到严重破坏，仅存两窟。造型虽有唐代余风，但技艺不如唐代精湛。[2]

    壁画

    壁画题材多沿袭唐代，主要有佛像画、经变画、佛教史迹画、瑞像图和供养人画像。第61窟有通贯西壁的巨幅《五台山图》，面积约50平方米，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画。画中运用鸟瞰式透视法，描绘了河北道镇州至太原、五台（今属sx省忻州市）方圆数百里内的山峦、河流、城市、桥梁、店铺、寺庙、兰若、庵庐、佛塔，以及其中的送贡、进香、商旅、行脚、推磨、踏碓等各种人物活动，是一幅形象的历史地图和社会生活图景。[2]

    共2张

    莫高窟第0061窟主室西壁

    此时供养人画像增多，主要有归义军曹氏家族成员及达官显贵，以及与曹氏联姻的于阗国王和王后，甘州回鹘公主等。人物形象更趋高大，一般在2米以上。这一时期的壁画，前期犹存唐代余风，人物肌肉丰腴，设色热烈，线描豪放而有变化，只是用笔粗糙简率。后期出现公式化，经变内容空洞，人物神情呆板，色彩贫乏，线条柔弱无力。[2]

    壁画使用的矿物质颜料

    西夏至元

    这一时期新开凿的洞窟很少。西夏多是改建旧窟，重绘壁画。壁画虽多，新题材很少，但在构图和敷彩上有特点。壁画中供养菩萨行列变得高大，多占据甬道或壁面下部的显著位置。净土变之类的经变画，构图锐意简化，有的几乎与千佛像难以区分。画面构图和人物形象都过于程式化，呆滞而缺少生气。色彩以绿为底色，用土红勾线，整个画面色调偏冷。较多地使用沥粉堆金手法，为前代所少见。[2]

    元代洞窟数量很少，第465窟和第3窟的壁画代表了当时两种不同的画风。前者后室四壁和窟顶布满密宗曼荼罗和明王像，四壁下部有织布、养鸡、牧牛、制陶、驯虎、制革、踏碓等各种人物画60多幅。内容、构图形式、人物形象和敷色、线描等带有浓郁的藏画风格和阴森、神秘的情调。后者壁画属于汉族画风，以密宗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为主，以细而刚劲的铁线勾描人物形体，用兰叶描和折芦描表现衣纹和飘带的转折顿挫，线描技术造诣很高。此外，第61窟甬道两壁有西夏末年、元初重画的《炽盛光佛图》和《黄道十二宫星象图》，题材为莫高窟壁画中所仅见。[2]

    莫高窟第0003窟主室西壁

    洞窟分期与编号

    2003年，在重新修订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时，将未入敦煌研究所编号的漏编的现存30余个窟龛进行了补编窟号。至此，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编号总计为767个（其中南区519个，北区248个）。

    九层楼

    第96窟窟外木构建筑之俗称。唐代称北大像。俗称大佛殿。代表窟之一。敦煌石窟之第一大窟，建于初唐。洞窟直通崖顶，高40米，窟外有九层木构建筑，高45米。窟内徒壁无画，依崖塑敦煌石窟中最大塑像(高33米)的弥勒佛像。高度仅次于四川乐山石刻大佛(71米)和四川荣县石刻大佛(36米余)。在泥塑造像中，其高度则为全国之冠。

    据p．3720《莫高窟记》，此窟及像由禅师灵隐及居士阴祖等于武周延载二年(延载无二年，应为证圣元年，695)建造。大像就崖镌刻石胎，外敷草麻泥，然后造形上彩像身倚崖善跏坐，双腿下垂，脚踏覆莲，衣僧祗支及土红袈裟，仪容端庄。五代后，因地震毁，同窟壁画亦毁于此时。现存者为后代重修。由于原作石胎尚存，故原像的身材比例和基本姿态仍得以保持。1928年重修窟前木构建筑时，曾粧銮大佛，彩绘僧祗支及土红袈裟，并在袈裟垂裾边沿绘清式云龙纹，非佛非俗。现存大佛双手，为敦煌研究院于1986年重修。证圣元年武则天加“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”尊号，洛阳造弥勒大像，此风随之靡及全国，敦煌地区弥勒信仰亦随之更盛，北大像即建于此时。窟外木构建筑共九层(俗称“九层楼”)。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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